弘盛配资金榜之外：中国古代“高考”的趣闻、辛酸与人性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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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年科举路，一部士子泪。当“高考”二字穿越时光隧道，落在中国古代的土地上，它化身为一场更为漫长残酷的角逐——科举考试。自隋唐肇始，至清末废止，一千三百余年里，无数寒窗学子在“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的梦想驱动下，涌入这条狭窄而辉煌的功名之路。这不仅是知识的较量，更是一场关乎身份、家族乃至地域荣耀的生存竞争。考场内外，上演了一幕幕令人瞠目结舌的移民钻营、作弊奇观、辛酸囧事、狂热迷信与名士悲欢，共同织就了一幅五光十色的中国古代“高考”浮世绘。

图1 中国古代科举之路

一、古代“高考移民”：钻营籍贯的“冒籍”风潮

地域间的录取名额鸿沟，是古代科举制度与生俱来的痛点。明初著名的“南北榜案”便是残酷的注脚——洪武三十年（1397年）的会试结果，录取的52人清一色为南方士子，引发北方举子强烈抗议，最终酿成流血冲突。朱元璋震怒之下，处决主考，亲自阅卷重录，钦点61名北方士子，史称“南北榜”。这血淋淋的教训迫使朝廷此后明确划分“南卷”、“北卷”和“中卷”区域，按比例分配进士名额，以确保地域平衡。

图2 明初“南北榜案”

然而，制度的不均反而催生了古代版的“高考移民”——“冒籍”风潮。经济富庶、文教鼎盛的江南地区，纵然才子如云，却因录取名额相对紧张，竞争惨烈如修罗场。相反，边远或新开发地区，如贵州、广西、辽东，乃至京城顺天府（北京），或因文化基础薄弱，或因政治地位特殊，反而拥有相对宽松的录取名额或较低录取标准。巨大的“考录比”差异，让无数江南士子铤而走险，绞尽脑汁将户籍“迁徙”至这些“科举洼地”。

万历年间，南直隶武进（今江苏常州）才子周应秋、周维持兄弟，便是冒籍顺天府的“成功”案例。他们利用家族关系或金钱运作，在顺天府获得“合法”户籍，成功避开了江南的惨烈竞争，双双高中进士，其中周应秋甚至官至吏部尚书。讽刺的是，连位极人臣的张居正，其三个儿子张懋修、张嗣修、张敬修，在参加万历初年科举时，也被质疑利用其父权势“冒籍”顺天应试并高中，成为政敌攻击张居正的口实。

图3 张居正

面对汹涌的“冒籍”大潮，朝廷的围堵不断升级。唐代便要求考生提交详尽的“家状”，五代后唐甚至要求考生五人结保，相互监督籍贯真伪。到了清代，防范措施堪称苛刻：考生需寻找同乡廪生（资深秀才）作保，证明其籍贯无误；更令人啼笑皆非的是推行“审音”制度弘盛配资，由熟悉各地口音的官员当面盘问考生，以其乡音判断籍贯真伪。乾隆年间，顺天府大兴县考生庄存与（后成一代经学大师）应试时，就曾因考官听其“吴音未改”而遭严格盘查，险些被阻于考场之外。

二、作弊奇观：无所不用其极的“通关秘籍”

在功名富贵的巨大诱惑下，科场作弊成为贯穿科举史的顽疾，其手段之奇巧、心思之缜密，远超今人想象。

“高科技”作弊：古代考生已懂化学。他们用银盐溶液在衣物或特制纸张上书写，文字平时隐形，需用火烘烤或特殊药水才能显现，堪称“隐形墨水”。更有甚者，利用动物充当“运输工”。唐代笔记《酉阳杂俎》载，有考生贿赂考场外小贩，将答案塞入烤饼中传递；晚清更曝出离奇案例：有考生竟在考场墙外租屋，花数月时间训练老鼠从预先挖掘的地道将写有答案的微型纸条带入号舍！

“低科技”夹带：这是最普遍、最“接地气”的作弊方式。考生将四书五经或范文缩印成蝇头小楷，藏匿于衣帽鞋袜、笔管砚台、食品糕点甚至身体隐秘部位。明清时期，甚至有专门制作“作弊小抄”的产业链，将浩瀚典籍浓缩于方寸之间。清咸丰八年（1858年）顺天乡试，考生竟将密密麻麻的八股范文抄满整件丝绸内衣带入考场，其“工程量”令人咋舌。更有人将答案写在薄如蝉翼的纸上，卷成细条塞入掏空心的馒头带入。

图4 清江南贡院查获的“作弊衣”（美国普林斯顿大学藏）

图5 科举”作弊衣“（放大版）

替考与贿赂：“枪手”代考古已有之。唐代大诗人温庭筠便有“救数人”的绰号，因其才思敏捷，常在考场暗中替周围多人作答。打通关节、贿赂考官更是重灾区。北宋真宗年间，科场舞弊频发，皇帝甚至亲自出题《卮言日出赋》，欲难倒考生以辨真伪。清代最大科场案“咸丰戊午科场案”，主考官柏葰等高层官员因受贿舞弊被处斩，震动朝野。

魔高一尺，道高一丈。历代朝廷反作弊手段同样严厉残酷。考生入场前须经严格搜检，衣物可能被拆解，食物会被切开。一旦作弊被抓，惩罚极其严厉：枷号示众、脸上刺“作弊”字样、取消学籍功名、流放充军，甚至可能累及家人。康熙五十年（1711年）江南乡试舞弊案发，考官左必蕃、赵晋被处斩，多名行贿举人被绞刑。乾隆严令：“科场舞弊，即行正法！” 然而，在巨大的利益面前，作弊始终如野草般难以根除。

三、贡院囧事：考场里的众生相与辛酸泪

即使侥幸躲过搜检、未曾舞弊，踏入贡院号舍的那一刻，真正的炼狱才刚刚开始。号舍，这古代科举的标准化“考场”，设计初衷为防作弊——每间约1.3米深、1米宽，三面砖墙，无门，仅挂油布帘。考生需在这逼仄空间内，完成连续三场、每场三天两夜（如乡试、会试）的考试。其生理与心理压力，无异于酷刑。

图6 号舍

恶劣环境的煎熬：狭小空间内，白天是书案，夜晚抽去木板便是床铺。考生需蜷缩于此，忍受蚊虫叮咬、寒风侵袭或夏日闷热。最令人难堪的是如厕问题。每人仅配一瓦质“屎号子”，置于号舍角落。三天内排泄物积聚，气味熏天。清人笔记《科场事》载，有体质敏感者入号舍即呕吐不止，无法应试。更有甚者弘盛配资，因腹泻不止，污秽满身，不得不狼狈弃考。

意外频发的悲剧：贡院多为木结构建筑，密集的蜡烛、油灯照明，火灾是巨大梦魇。明英宗天顺七年（1463年），会试期间贡院大火，锁于号舍内的举子逃生无门，竟有九十余人葬身火海，惨绝人寰！嘉靖年间南京应天府贡院亦发生大火，伤亡惨重。此外，体力不支、突发疾病甚至猝死考场者，史不绝书。乾隆年间浙江乡试，一老秀才连考三十余年未中，终在号舍内心力交瘁，撒手人寰，手中仍紧握未完之卷，闻者无不心酸。

精神崩溃的瞬间：极端压力下，精神失常者比比皆是。或考至一半，突然狂笑痛哭，撕毁试卷；或喃喃自语，神志不清；更有甚者，因试题太难或自感无望，直接在号舍内悬梁自尽。这些血泪交织的“贡院囧事”，是科举制度下个体生命被碾压的无声控诉。

四、迷信与狂热：考场内外的精神寄托

在命运难以自主掌控的科举时代，对神灵的祈求、对吉兆的执着，成为考生及家庭最重要的精神支柱，催生出光怪陆离的科场迷信文化。

考前：虔诚供奉与兆头禁忌：“文昌帝君”和“魁星”是主宰功名的至高神祇。考前，士子必赴文昌宫焚香叩拜，家中亦设神位日夜祷告。各地魁星楼、文昌阁香火鼎盛。赴考途中，遇棺材（谐音“官”“财”）视为吉兆；若遇出殡或妇人，则被认为不祥，须绕道或折返。饮食亦多禁忌，忌食鸭蛋（寓意“零蛋”）、梨子（“离”）、生冷食物（防腹泻），而猪蹄（寓意“朱笔题名”）则大受欢迎。穿着上，紫色、红色（象征“紫袍”、“红榜”）为吉，忌讳白色（丧色）。清人《燕京岁时记》载，京师考前流行吃一种“定胜糕”（形似笔锭），取必定胜利之意。

图7定胜糕形似银锭子

考中：吉兆应验与“高考经济”：一旦得中，所有考前征兆皆被解读为神明庇佑的明证。梦笔生花、魁星点斗、文曲星照临等传说广为流传。发榜报喜形成产业，报录人争抢头报以获重赏。巨大的名利诱惑催生畸形的“科考经济”，算命测字、售卖开光文具（如“必定如意”毛笔、“连中三元”墨锭）、兜售“状元秘籍”等行当异常火爆，成为依附于科举制度上的独特生态。

落第：极端反应与心理创伤：放榜之日，几家欢喜几家愁。落第者的痛苦往往刻骨铭心。《儒林外史》中范进中举后喜极而疯虽是艺术夸张，但现实中因落榜而精神失常甚至自寻短见者史有明载。唐代诗人赵嘏落第后悲吟：“穿杨力尽独无功，华发相催一夜中。”更有甚者，如晚清名士王闿运，屡试不第后愤而转向学术，终成一代宗师，其心路历程，折射出落第者试图在功名之外寻求价值的挣扎。

图8范进中举

五、名人与科场：才子们的悲喜剧

科举考场，如同巨大的命运筛子，筛出了得意者，也漏下了失意人。无数名士才子在此上演了跌宕起伏的人生悲喜剧。

失意者的悲歌：北宋词坛巨擘柳永，才华横溢，却因《鹤冲天》中“忍把浮名，换了浅斟低唱”之句触怒仁宗皇帝，被黜落榜，自此自嘲“奉旨填词柳三变”，流连市井，其词作虽开一代婉约新风，却难掩功名失意的落寞。明代风流才子唐伯虎，早年高中应天府解元（乡试第一），风光无限，却在赴京会试时卷入震惊朝野的“程敏政泄题案”，被革去功名，终生禁考，命运急转直下，后半生以卖画为生，放浪形骸，“别人笑我忒疯癫，我笑别人看不穿”的诗句背后是深沉的无奈与悲凉。清代文言小说巅峰《聊斋志异》的作者蒲松龄，十九岁便中秀才，名噪一时，然而此后近五十年间，他一次次奔赴乡试考场，却一次次铩羽而归，直至七十一岁高龄才获“岁贡生”虚衔。考场蹉跎耗尽了他的青壮年，却也促使他将满腔孤愤与对社会黑暗的洞察倾注于笔端，于《聊斋》中“写鬼写妖高人一等，刺贪刺虐入骨三分”。

图9柳永

图10 唐伯虎

图11 蒲松龄

成功者的光环：当然，也有笑到最后的幸运儿。晚清状元张謇的科举之路尤为坎坷传奇。他十六岁中秀才，此后经历漫长二十六载，进出科场二十余次，屡败屡战。期间因冒籍风波几乎断送前程，后经多年努力才恢复原籍。直到光绪二十年（1894年），已四十一岁的张謇终于在殿试中拔得头筹，成为状元。登顶之路布满荆棘，但他最终凭借坚韧不拔的意志摘取了科举的最高桂冠。中状元后，张謇并未沉醉于官场，而是投身实业与教育，成为著名的“状元实业家”，其人生轨迹展现了科举成功者超越功名的更大抱负。

图12 张謇

千年科举，犹如一部厚重的史诗，写满了士子们“十年寒窗无人问，一举成名天下知”的梦想与挣扎。那钻营籍贯的“冒籍”风潮，是制度不公下的畸形求生；那无所不用其极的作弊奇观，是人面对巨大诱惑时的道德失守；那贡院号舍中的种种辛酸囧事，是制度对个体身心的严酷考验；那弥漫考场内外的狂热迷信，是无力掌控命运时的精神寄托；而那一个个名士才子在科场中的悲喜沉浮，则是最为生动的人性注脚。

科举制度，这把双刃剑，它打破了严格的门阀壁垒，为无数寒门子弟提供了“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的上升通道，推动了社会阶层的流动，塑造了独特的中华文官政治与“学而优则仕”的文化传统。然而，其考试内容的僵化（尤其是明清八股文）、录取名额的地域失衡、对士子身心的巨大摧残，以及催生的种种腐败与畸形生态，又暴露了其深刻的弊端。它既成就了无数励志传奇，也碾碎了万千青春梦想。

回望古代“高考”的烟云，那些为功名而生的悲喜、智慧、钻营、荒诞与坚韧，早已沉淀为我们民族集体记忆的一部分。它提醒我们，无论考试的形式如何变迁，对公平的永恒追求、对知识的敬畏尊重、对个体价值的深切关怀，以及制度设计中对人性弱点的警惕与防范，始终是衡量一个选拔体系文明尺度的重要标尺。古代士子在科场中的浮沉身影，如同历史长河中的点点星火，照亮着我们对于教育、人才与公平的永恒思考。